球王会体育官方网站“七一”建党节知识科普又是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一代又一代中国党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通过对十月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逐渐有了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共同想法。1920年2月，为躲避军阀政府的，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春，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后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国际和国际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他们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具备了建立党的条件，随即着手帮助陈独秀建立党的上海发起组织。

　　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在筹建阶段是以“社会党”命名的。小组的成员之一沈雁冰回忆说：“小组当时有个名称，但不叫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常接触小组的成员杨之华也说：“那时主义小组的名称，……还没有叫党。”他们的回忆都肯定了上海党早期组织有个名称，但不叫党。那么，该组织使用的是什么名称呢？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曾忆及：“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大约是在1920年8月上中旬正式成立的，成立时叫的是社会党。”同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公开宣称“吾党”为“社会党”。

　　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党”做为组织名称的问题，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张申府等人的意见。他在信中介绍了上海建党的情况，并与他们商量，党的组织究竟采用社会党还是叫党。李大钊认为，社会党已改称党了，一些国家原叫社会党的也已经或者正准备改称党，因此还是叫党好，而且征求了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意见。此后由张申府执笔给陈独秀写了回信，告诉陈独秀用“党”做为组织的名称。陈独秀收到信件后回信说：“你们的信收到了，就按照守常(李大钊)和你研究的名称，叫党。”1920年11月7日，中国党上海发起组织创办了党的第一份正式刊物——《党》月刊，党名即刊名，旗帜鲜明。

　　最早提出“中国党”一词的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在写给挚友的信中，蔡和森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党”。他明确地提出只有组织了中国党，“运动球王会官网，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他还指出，这个党必须是高度集中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党的方略为多方面的，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绝不能单独自由行动”。对于蔡和森的主张，回信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0年11月，上海的党组织起草了《中国党宣言》，这是“中国党”这一名称首次被党的组织正式使用。1921年7月23日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拉开了序幕。党的一大讨论通过了《中国党第一个纲领》，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这个不足1000字的简短纲领，共15条，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纲领》宣布“本党定名为‘中国党’”。到此，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就最后确定下来了。

　　在党的一大以后，由于中国党一直在艰苦的斗争中，根本没有条件组织统一的活动来纪念党的生日。直至1936年当中国党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同志在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杂志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以表示对党的诞生的纪念。这是纪念中国党诞生最早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一大是1921年7月底开幕的，但没有具体的日期。而且这篇纪念文章仅仅是以一大开会的月份为依据的，而不是以一大开幕的具体日期为依据的。并且当时也还没有举行过群众性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

　　之后将7月1日确定为中国党的诞辰纪念日，有一种说法是同志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当时，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也有另一种说法是，把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最早见于是在1941年6月。当时，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

　　此后，全党开始大规模地举行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当年7月1日，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出版了《中国党二十周年特辑》，发表了题为《纪念中国党二十周年》的社论，还发表了朱德写的《中国党与战争》、林伯渠写的《中国党与政权》、吴玉章写的《我和党》等纪念文章。在此前后，该报还大量报道了延安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举行纪念党诞生20周年活动的情况。同年7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也发表纪念党的诞生的社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